评《南京照相馆》：“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” -

《南京照相馆》作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重要里程碑，其上映预示着该类型影片历经数十年的沉淀与革新，正以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迈入全新阶段。这部作品不仅突破了传统叙事框架，更通过影像语言的创新实践，为抗战题材电影注入了更具现实意义的创作活力。

对《南京照相馆》的评价有必要置于同类题材影片的语境中进行审视。相较于《金陵十三钗》（2011）与《南京！南京！》（2009）等作品，该片在历史叙事的处理上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。《金陵十三钗》的争议性在于其对国民革命军形象的过度美化，导致历史背景的虚幻感与情节逻辑的断裂。影片中佟大为饰演的李教官带领士兵群体，展现出近乎神话化的战斗能力——精良装备、高超战术与舍生忘死的英雄主义姿态，使其在对抗日军时呈现出难以置信的单兵作战效能，这种刻画削弱了历史的真实感。

这一问题直指南京保卫战的军事困境：当时守城的国军约15万人，而进攻的日军仅5万余人。若国军能如张艺谋导演所呈现的英勇姿态，为何南京仅坚守十余日便沦陷？按照常规战力比例，攻城方兵力应为守城方两至三倍方能形成压制，这意味着南京的守军本应能抵御30万日军的进攻。然而现实却是国军难以抵御5万日军的攻势，这种兵力悬殊的局面折射出战局的不可逆转。倘若国军能成功守卫南京，南京大屠杀或许不会发生，这正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警示。

然而，若日本军人本身具备如此善良的本质，为何南京大屠杀却成为史无前例的暴行？更值得深思的是，倘若日军实为南京大屠杀的最大受害者，那遭受屠杀的中国平民是否反而被默认为有罪？显然，问题的核心并非否定侵华日军中存在个别良知未泯者，如角川般的人物，而是此类个体无法代表整个日军群体——以屠杀行为作为电影叙事的主线，却试图借个别角色的内心挣扎博取观众同情，这种逻辑显然站不住脚。相较之下，《南京照相馆》通过塑造伊藤秀夫这一日军中尉形象，实现了对《南京！南京！》的叙事矫正。伊藤的人物设定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善恶二元对立：他并非与生俱来的恶魔，亦非"武士道精神"的单一符号，更不是角川式的"有良心的文青"……

在日本社会内部，伊藤被描述为一名性格内敛、善良且举止有礼的青年，然而其深层思维却深受军国主义与种族主义教育的影响，将中国人贬低为"人形动物"，这种认知方式与当代某些群体看待特定对象的态度如出一辙。在伊藤的意识形态框架中，由于认为中国人不具备人性，因此拒绝接纳人类道德准则，认为可以肆意利用、伤害甚至施暴。他将无法被利用的中国人视为可践踏的蝼蚁，而愿意配合的中国人则被冠以"狗"的称号。这一极端观念在电影情节中得到体现——汉奸王广海（王传君饰）为阻止日军对所爱女性实施暴行而挺身而出，却遭到伊藤的枪击。"狗反咬主人"的暴戾表述，正是其思想的直观反映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伊藤的形象并非虚构创作，而是有大量历史文献佐证。例如，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曾公开宣称"中国人是猪猡，对他们怎么干都行"，而日军大前嘉在回忆录中写道"杀死蝼蚁之辈，还会受到什么良心责备"。从历史维度来看，伊藤代表的并非个例，而是侵华日军中普遍存在的思维模式。这一认知体系的深层问题，不在于日本社会的治理能力或发展水平，而在于其是否将"非我族类"视为平等的人类存在。而当下某些关于管控"厌日情绪"的讨论，或许未能触及这一核心症结。

关键在于，日本侵略者在民众心中逐渐失去了神秘色彩，其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。尽管日军在“扫荡”期间推行的“三光”政策残忍程度堪比南京大屠杀，但中国百姓凭借对本土地形的熟悉与灵活的应对策略，成功瓦解了日军的攻势，使其深陷人民战争的洪流。而《南京照相馆》的可贵之处在于精准还原了民国时期的市井风貌，通过细节刻画展现出八十余年前南京都市精英的精神图景。相较于华北、山东根据地朴实的农民群体，影片中的人物更偏向于当时的中产阶层：如精通日语的王广海，其家境殷实足以支撑赴日留学；作为三线艺人的林毓秀曾与电影皇后胡蝶同台竞技；经营吉祥照相馆的金承宗则是一名小资阶层代表。即便苏柳昌与宋存义的社会地位稍逊一筹——前者为邮差，后者为巡警——但作为有编制的基层工作者，他们的生活条件仍优于普通劳工，这种阶级差异成为时代缩影。

在南京城陷落的那一刻，城中居民陷入了集体的无助与迷茫，面对突如其来的浩劫，无人选择抗争，唯愿以各种方式逃避灾难。王广海虽被视作“知日”之人，却坚信日本不可战胜，甚至认为为日军效劳以谋生计是理所当然的选择，这正是其作为汉奸的“理性”逻辑。相较之下，金承宗虽保有民族气节，却因牵挂自身产业，心存侥幸地幻想在地下室避开混乱后重开业务。“人总是要照相”这句话，恰恰透露出他对日本统治的虚幻期待。林毓秀作为王广海的依附者，仍幻想能在战乱中继续演戏生涯。而苏柳昌起初试图逃离南京却未能成功，宋存义则因被强行编入部队，待溃散之际藏身林毓秀木箱方得逃生。南京市民的处境愈发清晰：国民政府与国军在撤离前未对市民做出任何安排，既未发放武器，也未留下抵抗力量或疏散计划。被遗弃的市民群体陷入无组织的恐慌与幻想交织状态，南京城仿佛沦为无政府的荒芜之地。尽管仍有大量未撤离的国军士兵，但指挥系统早已崩溃，部分士兵脱下军装混入难民中，不仅未能成为市民的依靠，反而加剧了混乱。然而，这些原本只求苟活的普通人，最终在压迫中觉醒，被迫发出最后的怒吼。宋存义在目睹苏柳昌为伊藤冲洗的弟弟被日军刺杀照片后，决意与侵略者玉石俱焚；苏柳昌与林毓秀被伊藤强迫参与摆拍，刻意制造“中日亲善”假象。期间一名婴儿的啼哭惊扰了拍摄，日军士兵竟直接从母亲怀中夺走孩童，将其残忍摔死。或许正是这一刻，苏柳昌彻底抛弃了幻想，决意将南京的真相公之于世。

《南京照相馆》的珍贵价值在于其对历史的深度还原，影片通过贴近民国时代的社会脉络，以符合历史语境的方式重现了那段动荡岁月。它让观众深刻认识到，即便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下，中华民族依然保有不屈的抗争意志，这种精神力量让侵略者最终无法征服中国。影片更促使人们重新审视"铭记历史，吾辈自强"的深层内涵，警示后人必须坚决防止首都沦陷的悲剧重演。共和国应以民国为历史镜鉴，避免重蹈覆辙，唯有铭记历史，才能真正告慰南京大屠杀中逝去的30万同胞，同时坚定反对一切新老帝国主义的立场，维护人类持久和平。